人文学科还有未来吗？我在咖啡馆里追问耶鲁教授

早春的阳光像清水一样，缓缓淌过教授花白的头发。金色的光氤氲在空气里，那是一种浮于眼前的融融暖意。我手里捧一杯冒白汽的茶，踌躇地望向对面：教授穿一件寻常的羽绒马甲，正精神矍铄地啜一杯冷萃。

难得和教授一对一聊天，我攒的问题太多，直堵到嗓子眼儿，在我胸腔里擂起鼓来。眼看小半杯咖啡已经下去，我咬咬牙，还是从那个最核心，也最难回答的问题开始了：

“在当下这个被金钱席卷，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里，学习人文学科的意义在哪里？”

教授了然地笑笑，陷入短暂的沉思。我忍不住谈起困惑的来由：在注重效率的现代社会，文科的“没有用”仿佛成了一种原罪。没有科研的创新制造，没有大厂的上升阶梯，也没有金融的高薪风光。思想的世界如此深邃美妙，每每沉湎其中时却感到后脊背发凉，好像随时会被高速行驶的时代列车甩出窗外，落入贫瘠的荒野里。

搞了一辈子文学和艺术史，教授在耶鲁和斯坦福各执教十多年，如今已年逾古稀荣誉退休。他的语言有一种真挚的诱惑力，在一语道破玄机后使人豁然开朗，恍惚间已随他跃上一叶扁舟，徜徉在徐徐流淌的历史长河当中了。

几口咖啡过后，教授引述起法国作家罗兰·巴特的概念：读者的写作 (readerly writing) 刻意迎合大众的乐趣，作者的写作 (writerly writing) 审慎地追问自我与世界。

“总要有人去批判性地想，去无止境地问，”他说。

“哪怕作为这个社会里的少数派，哪怕大部分人永远无法理解，哪怕常常不被听见吗？”我问。

“对。”

他眨眨眼睛，湛蓝色的眸光温和又坚定。人文学者是冷静的观察者，从过去看到现在，挤过社会熙熙攘攘，穿越时代沧海桑田，幸运的话，还能瞥见一点未来。

我咬着纸杯沿，心头漫漫升腾起一股不可名状的不甘心来：没了？文科生就这样在劫难逃，注定要甘于寂寞，端坐冷板凳，过苦行僧一样的精神生活吗？原来未来已被束上枷锁：热爱的领域带不来优渥的生活，居然有点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。

我又感到惊讶：作为学界大拿的教授，此时难道不该振臂一呼，高举文明的大旗，说一些类似“没有人文精神人类就完蛋了”之类的警世恒言吗？他居然就这样平静地接受了现实，并将其缓缓铺陈开来，稳稳走在悲喜两极中间的那条钢索上。那举重若轻的姿态好像在说：看吧，此处没有光明大道，却有你认同的信念。选吧，孩子，这是你的一生。

教授以个人为根本的超然态度，是我从未预料到的陌生角度。在他的思想传统里，“学者”的身份意味着什么？故事从中世纪的修道院开始，教会在近千年前建起大学的雏形。那时学者和教权站在一起，对思想虔敬忠诚，与世俗泾渭分明，和政权分庭抗礼。时至今日，大学教授们依旧站在天平的另一端，摆出旗鼓相当的架势，作为旁观者审视当权者的言行。

与西方学者遥相呼应的，是我们的文人士大夫传统。“学而优则仕”，人生最得意事不过是从平民莽夫，一跃成为官僚集团的一分子。儒生的心中总画着朝堂的蓝图，怀着忧国忧民的抱负，肩上总挑着家国兴亡的担子，揽着兼济天下的责任。这样的理想，恐怕只有乘上一艘权力的巨轮才得见曙光。也因此，假如不再代圣人立言，我们的读书人眉宇间，免不了透出一点落寞的神气。

“可我们不一定是作壁上观的局外人，”教授见我只顾点头，补上一句。“在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上，也许未见知识分子走上街头游行，但他们坚守自己的阵地：在后方教室的讲台上，结结实实改变了人的思想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”也许，这是另一种“入世”之法。

阳光普照，驱不走世间冷峻漠然的神态。是教授的三言两语，带来了属于午后的温情暖意。他是那样儒雅和蔼、平易近人，像是家里的老人坐在书斋里，抬手拂去尘封往事的灰尘，心中还保有孩子气的纯净，缓缓讲起生命的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