哥大新闻系教我不再“精神内耗”

一个平常周二的晚上，纽约的秋风捎来凉意，撞上罕见晴天的余温。哥大新闻学院，《华盛顿邮报》的前主编来宣传新书——他叫马丁·巴伦，自从贝佐斯买下报纸后走马上任，期间带领团队数获普利策新闻奖，因报道被前总统特朗普电话轰炸，前年宣布退休写成此书。

我坐在人群边缘，翘着脚端起本子，边假装记笔记，边给他画小像：他长了一颗大鼻子，肉肉厚厚的，两片薄嘴唇，淹没在削短的花白胡须里。一副银丝边眼镜，架在高耸的颧骨上。简单的藏蓝西装里，一双腿瘦瘦长长。

作为新闻行业的掌权者，作为接触更上位者的常客，巴伦是美国左派精英的化身。他笃信新闻的力量，作为民主的保证。他当然对特朗普嗤之以鼻，笑言总统曾亲自电话半个小时，只因不满《邮报》的报道施压发泄，真是没有更重要事情可忙了吗？他没有，我可有。

确实自由——但对比台下的学生，甚至新闻院的老师，他又如一根橡皮筋，长长地向右派弹去。有人纠结于新闻“客观性”的辨论，他说在《邮报》根本没人提这茬儿。“说实话，我不在乎，”他笑道。作为概念，“客观”不是聊出来的，而是做出来的。又有人质疑报纸的paywall，即付费订阅模式，将许多人挡在信息的墙外。巴伦两手一摊，“如果没钱，连新闻机构都不会有，对民主是更大的伤害。”

在美国藤校待久了，似这般牢牢务实、不谈虚想的态度，简直是耳目一新。“观点太廉价，谁都可以有，”巴伦说，不屑于社交媒体上未经证实的大叫大嚷。“我从未见过哪位记者的推特改变世界，但我知道诚实、光荣的报道可以。”报道出尼克松总统的“水门事件”的《邮报》，历历壮举在新闻史上可谓是光辉熠熠。在巴伦看来，作为新闻记者，难的是踏实报道，难的是找到真相，难的是问好问题——那些未曾被解答的、甚至从未被提出的问题。

可问题是，何为求真？

上周为了报道，我来到刑事法庭的庭审现场。被告是一对黑人兄弟，不到三十岁，是曼岛贩卖可卡因的头目。引人入“黄赌毒”的歧途，理所当然是罪大恶极。但假如是正经营生，他们年纪轻轻、勤勉肯干，24-7服务客户从不休息，奋斗精神倒也值得尊敬。

后来和辩护律师聊天，听他吹牛赢过的官司，我越发肯定：即便法律的框架严格谨慎，在法庭中游走的却都是“人”。落入不同眼睛里的真相，碰撞起来，总酿成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的局面，永无宁日。直到法官发话，陪审裁定，一锤落下，几家欢喜几家愁。

罗生门旋转不歇，但争辩总要落幕。真实有太多副面孔，求索到何处才是个头呢？

“真”是一场有限的追逐。作为新闻记者，自当志存高远，绝不能失了揭露真相的理想。可人总不能活在虚空的泡沫里，每日祈求太阳前来眷顾，才好散出五彩炫目的光芒。当然，人更不能永远附身屈居于淤泥之中，任由他人的苟且与肮脏糊住双眼。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生存，我们只好心如明镜，只好胸怀谦卑，只好奋力却不妄求。

也许这也是我们作为现代人，在东西方文化交锋中的生存密码。西方人总要求一个真，求那一位全知全能的神，那一套完美解释的体系。东方人总看到一个空，俯看人间种种皆为虚妄，仰望满天星斗却是无门。西方人总要求一个变，哪里的现状若看不惯了，必定上街运动抗议一番。东方人总看到一个通，在现存制度下辗转腾挪，最好不伤和气得其所愿。

求真求变到了极致，不免幻梦一戳就破，存在主义危机四伏。看通看透到了顶点，不免踌躇自身不定，难以心无芥蒂地大步向前。由此来到鲁迅的《拿来主义》：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，兼收并蓄地生活着、追求着。又如马丁·巴伦所言，辨论定义无用，践行实际才好。客观也好，真相也罢，好好报道、服务公众才是王道。

也许《邮报》正披挂着新闻业的“知行合一”：面对总统的强权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；面对哲学的深思，怀敬畏之心而止步。也许这便是内心与世界和解的道路：能深深植根于下里巴人，又时不常想起阳春白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