纽约第一关

进美国第一道门，是JFK机场的海关。

长长一排四面围合的办公桌前，弯弯曲曲折起两条队伍：citizen（公民）和visitor（访客）。护照不同，千姿百态起来却不分伯仲：肤色体态各异，贫富阶级俱有，从全套LV的旅行包，到灿如春光的纱丽，从热热闹闹的大家庭，到孑然一身的旅行者，各自闷于长途旅行的疲惫，不堪百无聊赖的等待。

高挂于天花板的电视机上，循环播放着加入美国籍的广告：一群人露出大白牙挥舞星条旗，甚至戴上西部牛仔的宽檐帽，站在蓝天笼罩的高山峡谷前，头顶上闪现白色大字 choose opportunity（选择机会）。电视里还有人维持秩序，一颦一笑像是AI版的芭比娃娃，现实中也有人引导排队，蛤蟆样的褶皱从嘴角重重耷拉下去。

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中年男士，身着熨贴的墨蓝风衣，剃了贝佐斯一样的光头，也挺着同他一般厚大的鼻子，两片薄薄的嘴唇几乎没进皮肤里，一笑便消失了，活像布隆伯格的竞选广告。不远处站了几位青年学子，一人手里拎好一只文件袋，一沓护照资料一应俱全。我想起几年前的自己，也曾端起这般严谨的态度，远胜今天一通乱揣，两兜里鼓鼓囊囊的。队尾迎来一个家庭，女儿坐在父亲的鞋面上，臂窝里伸出一只毛绒大鹅的脖子来，和顺地弯弯垂下，长长的喙吻上地板，随着脚步一啄一啄地往前蹭。母亲戴了头巾，圆滚滚的双颊泛起粉红，好像米勒画上田间收获的妇女。

空中浮着香蕉熟透了的气息，由低矮的天花板压进人群里，弥散在灰白的墙壁和柱子间。跳过屏风一样的一排办公桌，横过一条细长的走廊，若向右拐，便能顺利进入开阔的行李大厅，若往左行，则意味着要被领入“小黑屋”等待。疫情期间，为了回校上学，我们一飞机北京来的留学生，几乎都被提溜进屋关过一圈。不同于想象中谍战片的审讯室，听候发落的房间很大、很亮，只是没有窗户，灯光泛着冷冷的白。

海关的办公桌笼在透明围墙里，竖在不高的台子上，几排金属椅子坐满了暂失护照、两手空空的人——干坐，不让玩手机。等叫名字还不够，得竖起耳朵努力找，毕竟美国人很难发好中文的音。无聊，又无助。有时候一叠护照拿出来发，领证走人，有时候叫到近前讲两句话，敲章通过，还有可能套娃般再次左拐，送进一对一的小办公室，细细盘问。三种情况都会发生，护照排序也很随意。海关的权力好比命运，凭心情往人间掷骰子。

这一回，我边排队边探头探脑：还好，“小黑屋”通道看着很空。快轮到时，“访客”的一条长队被分成平行的几支小队。站在我旁边的大叔，胡子拉碴，胸肌往上快要顶到下巴，比《封神》的费翔还要凸出。一家子穆斯林正接受询问，年迈的阿姨几乎没在黑色头巾里，在海关官员的指导下录入指纹，脚边放着花花绿绿一只大蛇皮袋，在通关后被她的儿子一提就走。

下一位，是排我前面的光头得体男。他开了两个不痛不痒的玩笑，迷人的蓝色眼睛落在玻璃上，却被目的地拒收——电脑前身穿制服的年轻女士，头也不抬，翻着护照，向他要来美的原因、在美的行程、暂住的地点。“我常来，上次仅仅是五周前。”他乖乖描述一遍行程，又报出一所高档酒店的名字，一副自来熟的口气，结果碰上了软钉子。“我问的是地址，”海关强忍着不耐烦道。他只好掏出手机，照着将几街几号全念一遍。然后，随着“咔嚓”一声响，印章在签证页落定，他被放行。

我们分明知晓，每天敲章的海关工作人员，不过是公权力的细枝末梢。他们在围栏里坐困愁城，恨不得不要板着脸，早点下班伸个懒腰。但奇怪的是，只用短短几分钟，他们似乎能磨平财富、阶层的巨大鸿沟——管你是泼天富贵还是勉强温饱，只要一下飞机，必经海关大厅，通通给我恪守规矩、老实交代。当然，屏息凝神的时刻过后，上了封条的空气瞬间解开，各人走各人的命运之路去了。

等轮到我，掏出护照好好送进去，聊上两句，眼瞧着又顺利递出来，点头道谢，快步离去，长舒一口气。这一过海关，一取行李，一坐地铁，算是真来了纽约。深一脚，浅一脚，我踏足这光怪陆离的世界，不由自主随着茫茫人海漂远了。